换言之，它要求在全社会树立对私人权益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同时，也一并要求我们接受对私人权益的普遍限制，以构建有效的公共利益保障机制。
根据宪法第67条的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第二，一旦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明显，便在未充分调查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什么危害时就进行处罚。
[36]Vgl.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Aufl.,C.H.Beck ,2006,S.287f。责任主义在宪法上的根据就是日本宪法第13条所规定的对个人的尊重，亦即，由于每个人都具有生存的自律的人格性，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作为无可替代的存在而受到尊重。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国家的重大事务应由人民自己决定，各种法律应由人民自己制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首先是指公民人身自由不受国家机关（包括公安司法机关）的侵犯，而不是指不受其他公民的侵犯。然而，该项目之所以能够一直传承至今，在确保安全方面有一定的自控和防范措施。
[64]C.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4.Aufl., C.H.Beck,2006,S.14. [65][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成文堂2015年版，第54页。但恐怕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中，虽有部分法院已在相关审判中明确支持安宁权的独立地位，但亦有法院仍在隐私权的框架内理解安宁权。
黄忠：《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体系效应之辨识》，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在法院看来，虽然我国民法目前……并未明确规定自主选择权和生活安宁权作为具体人格权。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浙杭民终字第360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报告2009·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纯粹精神损害包含着损害-救济的构法理路，有利于对自然人的精神利益提供概括式保护，其存在价值可以肯定。尽管亦有将生活安宁扩展为隐私权内容的理解，但其认同度远不及对隐私权即生活秘密保持权的理解。
易言之，在现行法层面上，对惊吓损害情形下主体精神利益进行救济是缺乏权利依据的。不确立安宁权的法律地位，对自然人安宁利益的保护终将屈从于对相关法定民事权益的保护。同样，以一般人格权或其他人格利益实现对于自然人的安宁权益的兜底保护，易贴近人们关于人格权类型化的一般认知理路。但是，损害救济模式所包含的为英美法智慧所固有的适法逻辑很难与大陆法系民法惯常遵循的权利-救济的适法路线相契合，在有着大陆法系传统的我国，确权思维才是符合实情的立法路向和选择。
如李跃娟与沈英琴侵扰生活安宁权纠纷案（下称李跃娟案）、宋淑兰与为您服务报社侵犯安宁权纠纷案（下称宋淑兰案）[6]和李某某诉超市侵权案（下称李某某案）。（二）我国民法典之安宁权制度设计建议 立足于本文以上分析逻辑，结合当前我国民法典各分编编纂的实际情况，笔者就我国安宁权制度安排建议如下： 1．在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将安宁权增列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设置有关安宁权保护的规定。[23]此种损害所侵害的客体是自然人保持其生理与心理机能正常、平和且不受严重刺激，具体人格权之外的精神利益。未经本人合法授权或法律的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窃取、披露、利用或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隐私。
这亦说明，人们的精神安宁利益在主体人格价值结构转型的当下中国理应得到更充分的立法关注。该类人格利益与作为隐私权核心内容的私域信息保密利益、名誉权所要保护的客观名誉利益、个人信息法益以及相邻关系中财产利益均有实质性差异（关于此点，拟于下文有关部分中展开阐述）。
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观念妨害制度，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情形往往通过视觉卫生权的概念加以规范。当别人实施的行为让其内心安宁丧失、让其与别人之间的亲密感情或让其爱戴的亲人受到伤害时，其内心幸福权即受到了侵犯，加害人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英美法中，一般的观念妨害不构成妨害，不会导致禁令救济。尽管如此，某甲的行为极大伤害了某乙的名誉感，使某乙遭受严重精神损害，应构成安宁权侵权行为。[51]同前注[47]，杨立新书，第587页以下。尽管被告的行为造成了原告的社会评价度降低，但原告的延误诊疗与被告家属死亡之间的确成立因果关系，原告的社会评价度降低非由被告的侮辱、诽谤所致，而系咎由自取，故不能以名誉权侵权论处。[21]参见肖某等诉杜海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3599号。例如，国内即有学者认为，隐私权乃指公民个人隐瞒纯属个人私事和秘密，未经本人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或公民对自己的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
医院在进行该类检测时，应本着对受检对象的生命、健康负责的态度，谨慎地履行一般的注意和特殊的注意义务。在张立屏诉西安市华山中心医院侵犯生活安宁权和对身体健康的知悉权纠纷案中，原告在被告处进行妊娠常规体检时，被被告初检为人免疫缺陷病毒Anti-HIV抗体呈阳性，后到陕西省艾滋病监测诊断中心检查，结果为HIV抗体呈阴性。
在搜得的107件有效案例中，信息媒介侵扰类安宁利益纠纷案件是传统的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的2.45倍。这实际上限制或弱化了对自然人安宁利益的保护。
若将精神健康利益纳入健康权的范围加以保护，一方面将使健康权损害案件因损害的标准过于模糊而丧失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将造成健康权损害概念的极度泛化，导致人们动辄以精神健康受损为由进行健康维权，引发滥讼。这些数据仅反映了使用了360手机卫士或腾讯手机管家的智能手机用户所处的通信消费环境状况，对于未使用拦截软件的手机用户而言，其面临的信息骚扰的糟糕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1888年，法国学者Beaussire亦主张确认此项人格权利，认为人们最隐逸的私人生活应当用围墙隔离，未获权利人同意，不得将其私人生活公开。[18]参见汪习国诉李光枢因装潢工死于正在装修的新房中请求赔偿财产和精神损失案，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河民一初字第91号。冯·巴尔教授则将其界定为一种介于死者近亲属丧失生活乐趣、歇斯底里反应和严重情况下甚至是精神病之间的一种突然、剧烈的情绪震动（schocksch?den）。依主流意见，作为名誉权客体的名誉乃是一种客观名誉，系第三人对权利主体存在价值的社会评价。
同时，对于与侵害安宁权相对应的非财产损害救济的特点，部分法院亦有较深入的认识。[58]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10页。
当自然人拥有内心的安宁、与别人之间的亲密感情和对亲人的爱戴时，即享有要求别人尊重其内心的安宁、与别人之间的亲密感情和对亲人的爱戴的权利，即内心幸福权。[5]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以下。
[25]此例中，加害行为即属于加害人故意实施的直接惊吓损害，损害客体其实是受害人在家人平安健康的条件下所应享有的精神安宁利益。[11] 在我国大陆地区司法实务中，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占有全部安宁利益侵害案件约1/3的比例。
在此背景下，跳出对自然人安宁利益的既有解释路径和保护框架，以充分保护自然人安宁利益为宗旨，对实践中侵害自然人安宁利益的情形予以类型化梳理，以此为基础论证对安宁利益进行权利化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目前，我国法院在立法依据上对此权利概念的解释路径主要有二：一是一般人格权的解释框架。（五）惊吓损害 惊吓损害的概念源于英美法中的nervous shock。常XX等非法侵入住宅案，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晋市法刑终字第45号。
（二）确立安宁权符合我国民众价值需求和权利保护的现实需要 一个国家人格权法治的发展，需要有较高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权利文化意识作为支撑条件。第二，会从根本上造成对于传统私法中健康权概念的冲击。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而如果侵权结果主要表现为财产等物质性利益的减损，则应按相邻关系规则加以处理。
法国19世纪自然法学派重要人物之一Boistel在1870年的《自然法基础教程》有关人格权的理论说明中提出：内心幸福权（le bonheur intérieur）是自然人在出生时即享有的与生命权并列的首要权利之一。可见，在涉凶宅类的案件审判中，房屋权利人的安宁利益损害已表现为某种纯经济利益的贬值损失。